在众多媒体及业主眼中，我和我的作品被善意地贴上了“中国的、传统的”标签，我甚至被称为“中国建筑精神的捍卫者”。由于“空间化的形式”和“建构化的形式”的提出，我又被认为是“形式至上”。基于“研究式设计和设计式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中心的创办，又使我被称作“理论型建筑师”。这些，我似乎欣然接受，但又“受之有愧”。一方面是难以承受的荣誉，另一方面恐怕是对作品的误读。其实，我没那么“传统”，也没那么“形式至上”，更没那么“理论”。
● 没那么“传统”
说实话，我对中国传统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广。现在对传统越来越关注可能是如下原因：读研期间的论文涉及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问题，恰巧这些年又设计了一些中国在海外的文化中心和大使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等问题想躲都躲不开。也许是机缘，或者是命中注定，这些年的主要作品，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美术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艺美术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也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的。
没那么“传统”，是因为我只是一个建筑实践者，既不像史学家也不像考古学家。我情愿自己成为一个旁观者、思想者，这样能够从容、冷静甚至叛逆。
当我们沿着那根历史性的线索追踪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外来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及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或对现代建筑的影响。但不幸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对中国本土建筑师的影响只是皮毛，中国传统建筑不是考古的、史学的、民俗的“精英史论”，就是“上、下”一致的“符号化”理解。建筑实践不是全面“跪拜”的“旧中式”，就是全面西化的“新中式”。
没那么“传统”，会让我时刻清醒“回望过去，只是为了面向未来”。
因为中国人的时空观不像基督教时间是一根从过去到未来的直线，而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轮回，但这个轮回也不是印度轮回中的“再现”。中国人特有的“时间之箭”是直线引导和生发的循环线，但终极是指向未来。因此，我们不需要回到历史的某个场景去再现。“还原”并不是“复辟”，“还原”的目标是传统“精神结构”支撑下的优良“种子”，发现、培养和生发，它需要一片肥沃土地，需要在时间的演化中成长和壮大。不那么“传统”，不是此时此地，而是“彼时此地”的建筑。所以说，传统是动态的，传统是进化的，未来不会来自未来，未来源于过去，我寻找的是未来中的过去。
● 没那么“形式至上”
年轻时，我就常被“扣上”“形式至上、从形式出发”的帽子，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我过分钟情于形式和细部……
我倒是不觉得如此“误读”有何恶意，反而觉得这个老话题值得我们探究。
不可否认，从事建筑专业的人对形式、色彩、声音有着极度的敏感性，但这不意味着形式就要凌驾于建构、功能、空间之上，或者说形式要孤立存在。
形式或形态作为一种“表象”受到诸多要素牵制，成为这些影响的呈现。在“图像阅读”的时代，我们也常被“面相”所迷惑。形式作为一种最易被人感知的表象，也因过分有形的“装束”掩盖了建筑的本质，建筑的评审、品评，最集中的“火力”还是聚焦在“作为雕塑、绘画的建筑”中，这实在不是一种进步。
尤其是当前的两种极端倾向更让人失望。表现一：借以实验式数字技术，故作参数化表情，创造一种超然气度。表现二：低调式的“憨态”，在响应“城镇化”号召下，对“乡村符号”的深入挖掘。
原本那些平凡的、质朴的、慢慢生长出来的乡土建筑，被肢解、被符号化，被偷梁换柱式地包裹在现代房子的外表，以表现所谓“乡愁”……
其实，我一直对建筑的形式、空间、建构若干要素的“分解”有着极大怀疑。在人类居住之始，这三者并非如此剥离。建筑原本是这样的：首先是需要一个满足空间功能的遮蔽体；接下来是因地制宜，用适合建构的手段，如砖石砌筑和木构搭接构成一个坚固安全之所；之后便有了满足日照、遮阳、防雨、通风等基本需求的形式呈现。所谓的形式语言，其实就是功能语言，如，出檐是为了防雨和遮阳，木格栅窗户为了沟通内外，同时方便“推拉”和“支摘”等。
不知何时，建筑形式与立面搅在一起，变成一种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形式也似乎可以游离于建筑独立存在。对形式的认知不是基于比例、尺度、节奏、韵律等方面构图问题，就是表皮或界面形式问题，而这一切恰恰遮蔽了立面真实性。因为，形式原来就是功能化的形式，形式原本就是空间化的形式，形式原本就是结构化的形式。
建筑形式并不独立存在，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取你认为的“美”包裹着与内部不相关的空间和结构。否则，我们的建筑就变成“化妆舞会”或者是“披着羊皮的狼”。因此，没有依据的“表皮主义”就是“一张画”。同样，我们也不能理解一个木构建筑被砖石形态“包裹”或者一个砖石建筑被木构形态所“伪装”的“伪形式”。
我们所要的形式既不是决定论下的二元对峙的转化（如功能决定形式），也不是无中生有形式。我欣赏真实、健康、表里一致的形式呈现。如同中国传统建筑中木构逻辑的真实再现，结构即形式，结构美即形式美。同样，哥特建筑也有这般优秀的品质——均质纵深的空间，束柱、交叉肋骨拱所形成清晰的建构，并由内而外地全面呈现，从而形成空间化的形式和空间的形式。现代主义早期对真实性的追求，高技派对建构的颂扬以及“新现代建筑”对结构化形式和空间形成的进一步探索，都让我们看到形式、建构、空间彼此分离之前所应有的状态，形式从来就不可能独立存在。
● 没那么“理论”
喜欢设计，喜欢画图，喜欢盖房子，这辈子恐怕也就离不开这些了，没有想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只是因为画多了，见多了，招儿就多了。经验再加上几招儿就成了“技艺”。不曾想几年前的偶然机会，让自己的一只脚又踏上校园的土地，于是几分欢喜，几分忧。那么，怎样让自己的招儿变成学生的“菜”，而且还有“营养”，确实有点难。
眼下还在流行“建筑师教师”，也许正好赶上了这个“潮流”。5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创办了一个教学基地——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中心。2015年，己有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分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或继续在英国深造。现在想来，有几分艰辛、几分收获，自己好像也在成长。
尽管，我们有时被称为学术型或理论型建筑师，但这些理论终究还是一些经验或感悟。
的确，从建筑学科本质上讲还属于应用型和实践型学科，与传统的基础学科如数、理、化、天、地、生有很大区别，也注定了建筑学不应该是那种理论推导和求解。
作为一个最接“地气”的建筑学科，最重要的还是“在地”和尊从“地脉”，即所谓的场所性和环境观；作为一个最通“人气”的建筑，归根到底还是为人服务，正如宋代郭煕在《林泉高致》中所向往的可行、可观、可游、可居的人居环境；作为一个最具“匠气”的建筑专业，最终还是要被建造出来，建构的技艺和工匠精神是“好活儿”的必然条件。
建筑是行与言、心与行、悟与心“二元中和”的产物。行、言、心、悟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开放体系。
行胜于言：建筑设计是行动主导下的图像建构，过度的建筑理论会产生副作用。行胜于言的重要性在于建筑设计应归于建筑实践的本源，让思想蕴含在物体之内，显现建筑真实存在的意义。设计作为“劳作”可以认知手工技艺如何决定机械技艺，又如何影响电脑科技。行胜于言在于动手。
心胜于行：建筑师有别于工匠，在于学会思考“如何思考建筑”。心胜于行强调建筑师的“精神结构”对“身体结构”控制的对应关系，表现在心体合一、手脑共用，方可练就一双思考的手。肢体的感知、直觉的判断最终借助理性的智慧产生一种思辨的力量。
悟胜于心：设计过程是一种修炼的过程。设计中不断地积累、放弃、陈酿，终会有一个觉悟。“悟”源于实践之上，发展为超理性的感知系统，“觉悟”可以为孤思冥想，辗转心神之间，虽寄迹翰墨，以求景象万千。言、行、心、悟彼此氤氲化醇，最终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因此，不存在未经培训的先知先觉，设计便是“心思”和“觉悟”。
我以为，有了行、言、心、悟，便可以不那么“理论”，不那么“形式至上”，不那么“传统”，便可以无为而治。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