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梳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同时，为建筑师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发展方向问题：怎样找到文化自信前提下的建筑创作之路？如何在新八字建筑方针指导下落实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如何使建筑师的创作真正继承城市文脉且真正做到为城市添彩而不添堵？
这些看似简单、实则本质的问题，需要建筑师的设计研究要瞩目城市状态，用建筑师的视野去把握自己创作的空间乃至社区的本质。尽管，规划师、建筑师有各种各样的分工，城市工作涉及的任务与职责也在不断细化中，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有责任感的建筑师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心态与能力的阻碍。
■ 有责任的建筑师应该以服务城市发展为己任
原建设部设计局局长张钦楠先生曾阐述过城市与建筑的关联性。他认为：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美妙、最高级、最复杂而又最深刻的产物。尽管20世纪的“国际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城市的特色，但每个城市仍然由于独有的自然、人文和历史背景而各不相同。
城市确实像一本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正如丘吉尔所言：“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人造的城市也缔造了自己的独特文化。
我们应该从阅读城市的视角审视建筑。张钦楠先生认为：
建筑反映和表达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包括哲学、经济和美学等观念。反之，建筑也巩固、强化或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开拓一条人际对话的重要渠道。
建筑的营造方式和职业特点，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一种有特殊规律的经营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社会的人际关系。
可见，建筑形象是城市最基本、最直接的物性面貌。在城市中，每栋建筑都以自己的特殊语言向人们展示各种文化模式。
清华大学教授季元振强调，建筑在走向公共生活时，不能从技术进步与文化内涵上与城市关联，他认为：“不能让怪异建筑畅行无阻。在这样的语境下，建筑仍然是异化的……标志性建筑在城市历史中是有意义的，代表了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多年前，《建筑学报》曾举办过“城市与建筑的对话”活动。当时，活动结合崔恺大师刚落成的北京“德胜尚城”展开讨论。崔恺说：“项目基于建筑与城市、建筑引导城市空间和传承原来城市某种文脉、留存城市记忆来展开……联想到曾去过的墨西哥城、越南的胡志明市、斯里兰卡的科伦坡等，可以说有点乱，但那里城市的感觉是对的，能够感到城市的空间很明确，城市的公共空间尺度很亲切，给人的行为诱导性和城市的秩序感都很好……”
针对“忙乱”，什么策略对城市最有用？在不少项目中，建筑师自我意识的膨胀与其自身能力存在落差，导致了建筑师之间、建筑创作与城市设计之间的难合作性。
通常，建筑作品的创作力根源于建筑师非常个人化的艺术气质，这样，建筑项目才有特色。但恰恰因为这种个性，让建筑与城市出现阻隔和不融洽。
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建筑师越来越有必要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构建以人为本且有活力、有效率、有文化以及健康且安全的可持续城市空间责任重大。
■ 建筑师瞩目城市问题要研究新理念
城市乃人类文明的结晶，其从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面对现代化城市频发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国内外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留下的有经验、有教训，更有启迪。
如，从“短命建筑”看，必须杜绝“短命规划”。
两年前，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一个建成仅3年、曾被誉为“边境明珠”的项目被拆迁了。在一份“短命建筑”名录中有如下内容：2013年9月，云南20世纪第一高楼昆明市老工人文化宫被爆破拆除，其寿命不足30年；2007年1月6日，有“西湖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教学主楼被爆破拆除，其使用寿命不到13年；四星级的青岛大酒店在3秒内爆破变成一堆废墟，其使用期才仅仅20年；重庆的隆盛大厦从交房到被拆除仅仅6个月……如此“短命建筑”，完全不符合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一般建筑面积年限50～100年之要求。
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132年、法国是85年、美国是74年，而有着5000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仅30年。
尽管有评论家说，建有建的道理，拆有拆的说法。但仔细分析，被拆项目主要是按城市管理者的“规划”而为之。
系统性、科学性、严肃性、稳定性是城市规划的属性，绝不能够“是建是拆，全凭领导一句话”。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确让建筑师、规划师感叹。创造人本化的规划、人文化的建设与人性化的管理，建筑师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
杜绝“短命规划”，坚守“一管百年”的规划设计之思，要求建筑师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摒弃重复建设的陋习，以宏观之思作指导，扎实推进服务城市长久发展的建筑设计。
再以城市文脉的传承为例。
应承认，虽然现在文化遗产观深入人心，但我国不少城镇还沿袭并徘徊在不断推倒、不断重建的过程中。为此，建筑界有关人士呼吁：城市再不可成为失去建筑哲学的场所与空间，在光鲜亮丽的建筑背后，建筑的演进要与城市发展有共同的价值定位。
此外，从建筑事件学视角出发，建筑师更有用武之地。
例如，如何看待奥运会对城市文化的作用？如何理解奥运会文化遗产？各国奥运场馆及其资源后续利用，就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奥运遗产，在这方面建筑师贡献了伟大的心智。
事实上，如何充分利用巨资兴建的大量奥运场馆，一直是奥运会主办国家、主办城市的共同难题，尽管有些场馆被闲置，但也有国家通过拆除、改建、用途转换达到土地资源、建筑项目的循环利用。
里约市政府公布，巴拉奥林匹克公园的9个比赛场馆中，将有7个在奥运会后予以保留，他们强调：“从里约赢得申办奥运会举办权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计划就是投资那些能作为城市遗产的项目。”
2012年伦敦奥运会新建14个场馆，其中8个是临时的，已被拆除，所有建材和设备已在英国其他地区及工程上使用。6个永久场馆则成了“有形”遗产。
雅典是奥林匹克的发源地，2004年的奥运会赢得一系列赞誉，但当年使用的22个场馆中，已有21个遭废弃。在一系列政府举债办奥运的质疑声中，雅典奥体中心仍在正常开放，为雅典奥运修建的国际广播中心也派上用场。但奥运场馆的后续利用，还未系统提上日程。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前身多为工业废弃地、造砖厂、屠宰场、军备仓库及垃圾场，在奥运会前成立的奥林匹克协调局，较为全面且高明地运作了奥运遗产的再利用，使“后奥运”园区建设初具规模。
巴塞罗那以主办1992年奥运会为契机，明确实现从城市产业悄然转型到城市精神的成功塑造，从而利用奥运会改变城市的命运。奥运会对巴塞罗那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新建的建筑，而是促成了这座城市的“再生”。他们提出了“绝不为15天的奥运会单独投资”的建设原则。筹备6年间，巴塞罗那对2772座建筑翻新，建成了450个市政公园，新建体育场仅15个，既保存了老城哥特区建筑文化遗产，又改善了城市品质。如今，蒙锥克山错落有致的9座奥运场馆，不仅是“奥运遗产”的缩影，更彰显建筑创作利用城市“事件”的规划设计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传统观念下的建筑设计的研究，一般采用建筑评论与建筑理论、城市规划与城市人文地理、城市文脉与建筑历史、城市社会经济学等方式，当代城市传播学紧紧把控城市文化，以“城市”为基点，重建传播与建筑和人的关系，尤其在网络时代更需建构起评估城市“可沟通性”的关系。
基于建筑是与城市相关命题的传播，不仅仅要传递出信息的符号互动过程，还要搭建起建筑与城市一个个实践的平台，在为城市展现“多中心”语境时，使建筑师更有责、有权、有位地开展工作，城市不仅成为建筑师的全程记忆，更要成为创作的“智慧地”与设计源泉。
